他，26歲，一己之力編寫出教科書中的“創(chuàng)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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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楊麗娟
1924年，一位26歲的年輕人編寫了中學地質教科書《地質學》。中國地質事業(yè)奠基人丁文江評價此書“不能不算是教科書中的創(chuàng)著了”。
這位年輕人是誰？編寫教科書的任務為什么會落在一個年輕人的身上？“教科書中的創(chuàng)著”有什么特色？由教科書《地質學》的編寫，我們又能看到20世紀20年代后中國科學教科書發(fā)展的哪些趨勢呢？
隔膜影響之苦
民國時期各界人士都非常關注科學教育問題，對其中存在的問題也有過深刻的思考。
如物理化學家、教育家張江樹認為中國科學教育之弊端主要有三，即辦學者對于各種學科常識不足、教授者不明科學教育之方法以及學校所用科學書籍大多不合于中國社會之需要。
其中科學教科書存在的最大問題，便是大量的教科書為外文教材，或是外文教材的中文譯本。
科學家、教育家任鴻雋曾對民國時期理科教科書做過調查，發(fā)現大學一年級和高中二三年級的教材，多為外文教材，“國人自編之中文科學書籍，既不為學者所重視，亦且寥寥可數”。
地質學教科書作為科學教材的一種，自然存在上述問題，早期地質課本往往譯自國外，或以多本外國教材為藍本編譯而成。翻譯課本，問題頗多，“譯述西書，擷錄成作，因少研究上之親切經驗，輒不免有隔膜影響之苦”，加之編譯人員自然科學素養(yǎng)有限，教科書往往存在謬誤之處。
盡管學者們普遍認識到地質學教科書存在的問題，但編寫好的教材頗為不易。
地質學家翁文灝認為，中學教本最難編譯，因中國地質工作者大多專精一隅，無暇從事地質知識普及工作，而編譯教科書所需專門材料散見于各種刊物，編譯者須有極強的科學素養(yǎng)方能將各種知識融會貫通。
丁文江指出，地質學是一門區(qū)域性很強的學科，地質學課本需符合中國地理環(huán)境與地質資源之實際。地質學同地理關系密切，中國學生的世界地理知識較為薄弱，若把外國地質學教材譯成中文，則“滿紙是面生可疑的地名”，學生們開始即失去學習地質學的興趣。
此外，教科書知識以淺近為主，但越是普及型的教材越不好編寫，編譯者除了對本門學科知識有相當的了解外，還需要進行獨立的研究，且有教學的經驗，否則“不是對于本科沒有親切的發(fā)揮，就是不知道學生的苦處”。
誰是合適人選？
20世紀20年代后，中國高等地質教育蓬勃發(fā)展，但中學課程中地質學所占比例反而縮小，所教授知識又多膚淺謬誤，各民營出版社所印地質學教科書，“或稱實用，或矜新知，而究其實質，則視十年以前所出諸書，雖有進步，究亦無多”。
有鑒于此，中國科學社與商務印書館協(xié)定出版科學叢書以彌補科學書籍之不足，中國科學社負責編輯，商務印書館負責印刷與發(fā)行。
如前文所述，地質學教材編寫頗為不易，誰能擔此大任呢？
職業(yè)地質學家、地質調查所年輕學者謝家榮似乎是最合適的人選。他也是丁文江口中“好讀書，能文章”“中國地質學界最肯努力的青年”。
謝家榮謝家榮（1898~1966），字季驊，是我國著名地質學家。1916年他于農商部地質研究所畢業(yè)后進入地質調查所工作，后赴美留學，1920年獲威斯康星大學理學碩士學位，1929年赴德國地質調查所及弗賴堡大學研究煤礦和金屬礦床，1930年回國后任沁園燃料研究室名譽主任，并先后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山大學任教。1955年，謝家榮被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
彼時，謝家榮已赴美留學獲得碩士學位。他還是1922年創(chuàng)立的中國地質學會的創(chuàng)始會員和首任書記。
謝家榮興趣廣泛，博學多才，著述頗豐，在地質研究所求學期間即是佼佼者，頗受丁文江、翁文灝等人賞識。
謝家榮長期從事中國地質考察工作，足跡“東北到獨石口，西北出嘉峪關，東到山東、江西，西到湖北、四川的交界，南到湖南的郴州、宜章、江華”。他又是中國地質學會的書記，熟知中外地質最新成果，得到地質學界專家葛利普（Amadeus William Grabau，1870~1946）、丁文江、翁文灝等人的指導。
有地質調查經歷，具有較高的知識水平及科學素養(yǎng)，了解國際研究前沿和地質學研究熱點問題，且有一定的教書經驗，作為職業(yè)地質學家的謝家榮，當然是教科書編纂的合適之選。
鼓勵研究之興趣
1924年，《地質學》成書，條理清楚，內容詳實，丁文江為之作序，評價《地質學》“不能不算是教科書中的創(chuàng)著了”。
《地質學》封面
《地質學》版權頁 楊麗娟供圖《地質學》編撰體例仿照葛利普為北京大學地質學系編寫的教材《地質學教科書》。全書先論地球之組成成分、礦物巖石之性質分類，后論各種動力現象與產生之結果，最后述及地質構造及礦床概論，循序漸進，由淺入深，希冀讀者易于了解。
在“地質學發(fā)達史”一節(jié)中，作者以精煉的語言回顧了中外地質學發(fā)展歷史，這是以往教科書所沒有的。又因地史學為地質學的基礎，古生物學尤其重要，而對于非地質專業(yè)的學生而言，“既無暇習古生物學，自未易驟習地史學”，因此《地質學》書末附“地史淺釋”一章，以便使學生了解“地球發(fā)育之端，生物進化之跡”。
《地質學》所用地質、礦物及巖石等專門學科名詞，遵照地質調查所董常編撰的《礦物巖石及地質名詞輯要》，以期統(tǒng)一。
書中插圖，大半是地質調查所歷年研究考察所得，如介紹水成巖層次時配以謝家榮拍攝的西寧的砂巖和頁巖圖片、介紹地震時配以甘肅固原城外地震后折為兩截的董福祥神道碑圖片。
凡是我國調查成果，可作為教學之用的，皆編入教材。
作者在“例言”中說明：“地質教科書之教材，理論之外，尤重實例。實例之選擇，首重本國材料，蓋既便讀者記憶，且足以鼓勵研究之興趣。我國地質調查，方在萌芽，搜集材料，頗不易易，乃就目下所知，而足為教材之用者，咸為采入；其為本國所無或猶未發(fā)見者，如火山、噴泉等等，則仍不得不取材于異國?！?/span>
地質學習，尤重實習，尋常地質教科書，只講理論知識而無方法介紹。《地質學》為了彌補此類缺點，文后附上地質測量及中國地層表二章，略述地質調查方法，以便野外旅行參考之用。又結合我國特有地質情況，講述黃土之成因、我國黃土分布、黃河流域之變遷及水患成因等。
職業(yè)地質學家的優(yōu)勢
如果說教科書的知識體系能體現編纂者的知識水平及科學素養(yǎng)，參考書目能體現作者的學術鑒賞水平及對國際學術前沿的把握，那么教材案例及材料則最能體現作者本人的研究經歷，也是職業(yè)地質學家編纂教材最明顯的優(yōu)勢。
我國早期地質教科書均譯自外文，例證亦多為外國事實，不足為中國之用，飽受批判。中國地質調查的開展逐步彌補此缺。
《地質學》所用例證及書中配圖，大多為地質調查所多年研究成果，書中亦不乏中國各地考察照片，“就目下所知，而足為教材之用者，咸為采入”，保證教材科學性的同時又增加了書籍的可讀性，較之國外譯著，《地質學》讀來更有親切之感。
值得一提的是，1916年出生的中科院院士、地質學家王鴻禎上學時就讀過謝家榮專著的教材，認為此書幫助他加深了對地質科學實踐性的認識。
事實上，20世紀20年代后，除了謝家榮編寫的中學地質教科書《地質學》外，還有不少職業(yè)地質學家參與了地質教科書的編纂校訂工作。地質教育家王烈編寫了礦物學教材《礦物學》，翁文灝、章鴻釗等人亦參與部分教科書的校訂工作。
這是因為與清末民初教科書多譯自外文教材不同，這一時期教科書的編寫者認識到科學教科書不能單純翻譯外國書籍，需結合中國教育需要編寫教材。
職業(yè)地質學家具有較高的知識水平及科學素養(yǎng)，多有地質調查經歷，了解國際研究前沿和地質學研究熱點問題，對教科書理論知識把握更為準確。部分職業(yè)地質學家執(zhí)教于高等院校，具有一定教學經驗，有能力選擇經典教材，并能結合自身教學經驗或考察經歷編寫適用于學校教學的教科書。
而職業(yè)地質學家參與科學教科書的編纂校訂，也進一步推進中國地質教育的發(fā)展及地質學知識的普及。
（作者系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中國科學報》 (2022-06-10 第4版 文化 原標題為《百年前教科書中的“創(chuàng)著”〈地質學〉》)
編輯 | 李蕓
排版 | 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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